意公子书中指苏东坡主张“镇压人民反抗”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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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写出《意公子指苏轼主张“镇压人民反抗”于史无据》一文，网络反响强烈，不少纸媒、网媒转发、评论，许多专家学者、苏氏后裔，及时发声，表示支持，对意公子《人生得遇苏东坡》新书中存在的这一问题表示愤怒和不解。有学者找到意公子此说的出处，认为意公子只是“躺枪”；也有人提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为正本溯源，专门网购一本曾枣庄老先生《苏轼评传》，这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当然曾老先生写作这部书稿的时间肯定还要早，大致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改革开放之初，从思想政治角度研究苏轼，而不再局限于文学艺术，曾老先生、王水照老先生都是领军人物，是开疆拓土的先行者，为中国苏轼研究贡献卓著，特别是曾老先生历来对苏轼的民本情怀是高度推崇的，书中也是全面肯定、充分认可的。
对于北宋末期产生盗贼的根本原因，曾老先生似乎有自己独到的考虑，将书中这一部分所有“盗贼”和“盗”，都加了引号。这应是当时的思想政治环境，以及资讯手段等限制的结果。这在其他苏轼文集版本中是极为罕见的。
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如《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原文，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中为：“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盗贼为急。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或为豪杰之资，而致胜、广之渐。”曾老先生《苏轼评传》中所引则为：“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盗贼’为急。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或为豪杰之资，而致（陈）涉、（吴）广之渐。”除版本不同，有个别文字、标点不同之外，最为显著的就是“盗贼”二字，加了引号。当然苏轼原文是肯定没有标点的。曾老先生引苏轼原文，以及评传中的各处阐释，“盗贼”二字均加了引号，一为强调，二给读者一种感觉，这些所谓的“盗贼”，其实就是“人民”，就是民众。因此，苏轼主张镇压这些“盗贼”，就是主张“镇压人民”。这一观点，在大量歌颂苏轼体恤民生、为民请命和采取具体措施解决民众疾苦内容之中，十分微弱、几被淹没，但在书中附录《苏轼年谱》中，却归纳了一句话：“十一月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主张救灾，减赋，镇压人民反抗。”
曾枣庄《苏轼评传》附录一《苏轼年谱》中煕宁七年部分
曾枣庄《苏轼评传》中“盗贼”均加引号
现大量文献证实，苏轼抵密州，是当年十二月二日，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不是十一月。我们不能也无意用今天的标准苛求40多年之前的学术成果，也不能用今天的观点评价古人。但这个出处应是意公子书中问题的源头。
中华书局出版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中，也整理收录了《苏东坡年表》。年表注有：“本年表以曾枣庄《苏轼评传》所附年表为主，并参考孔凡礼《三苏年谱》及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所附年表做了修订。”这一《苏东坡年表》记，煕宁七年：“通判杭州。纳侍妾朝云。九月，命移知密州。离杭赴任，十二月至密州。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主张救灾、减赋、镇压人民反抗。”将苏轼上表的时间由十一月，改为“十二月至密州”，然后上表，这是对的。但是，却仍然保留了主张“镇压人民反抗”。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中《苏东坡年表》，煕宁七年部分
此书首印为2021年5月，印数8000册。估计意公子《人生得遇苏东坡》一书是参考借鉴了此书年表。
然而，问题在于：
第一，全党坚定文化自信，从东坡文化中借鉴和“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以东坡文化“涵养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版物公开传播苏东坡“主张‘镇压人民反抗’”，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技术问题。
第二，图书作者（或其团队）、出位单位，不能因为有“出处”而摆脱责任。东坡年谱、年表，版本众多，作者和出版者是有倾向性和选择权的。选择使用的过程，也要有鉴别。读者和学者有权利问：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
第三，固然“人非圣贤”，但要区分“过”之本质，考量“过”之结果。即便没有主观故意，也要判断客观效果。动机与效果中，动机是指人们行动的主观愿望，效果是指人们实践的客观后果。动机和效果是辩证统一的，不能取一舍一。
第四，国家《出版管理条例》第三章《出版物的出版》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出版物中禁止含有的内容，第九种是“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者，都应坚守这一底线。有错必纠。
第五，专家的学术专著，印数不多，或仅在学术圈中有一定影响力。但网红则不同，越是网红，越是名人，越是流量大，就越应当严谨、细致，越应担当责任。因为社会影响的客观结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广东省文化学者何以端先生认为：这个争论的最大价值，在于警示当代出版机制、学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三大短板”亟待补齐。
山东文化学者朱德泉发布文章，客观分析此事前因后果，并且总结三个方面的启示：一要强化精品出版机制。从微观看，学人、机构要高度重视学术书籍的再版修订工作，始终保持学术成果的更新迭代水平。建议此次涉及“年表门”的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太白文艺出版社，以及相关学人及学术团队，更加积极适应时代话语的表达之变，不断通过注释、修订、再版说明等方式确保老学术著作始终“老树发新枝”。此次事件也暴露出哲学社会科学界对学术更新的漠视和缺失，要以全球视野、中国高度加力推进学术体系、数据与成果的持续更新。二要秉持守正创新初心。李公羽先生在对意公子一些做法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在其新书所附的年表中，编辑团队悄然将“纳侍妾朝云”，修订为“九月，朝云十二岁，入苏轼家”。客观说，这一修改，优于上述两组名家版本的表述。李公羽先生对意公子没有继续坚持编排苏轼和朝云的错误予以了肯定。这说明，对之前外界指出的相关引用错误，意公子或其团队还是听进去并改过来了。从外界来说，看其问题发生是出于有心还是无心；从自省看，关键是能否保持有则改之，不断优化的胸襟和积极作为。文化名人，吃文化饭，要向苏轼那样“守其初心，始终未变”，切不可一时利令智昏，向苏轼说得那样：“异时多良士，末路丧初心”。三要构建文化传承共同体。有位学者概括，文化传播有三个圈层：一是元典溯源圈，有一批对典籍考据、挖掘研究功力深厚的大先生，也有一批潜心学术的青年才俊；二是文化传播圈，广大文化学者、众多出版社等宣传机构担此主责；三是新媒体普及圈，这些年来涌现出的诸如李子柒、意公子等数千万粉丝的文化名人、大V是重要生力军。这三个圈层切忌各说各话、孤芳自赏，更不宜相互误解，当以美人之美的气度，积极探索三方共赢、大众共享的文化协作机制。网络名人的成功，离不开人文沃土，具体到苏轼文化传播上，离不开浩瀚苏海和相关苏轼文物遗迹、文化文献的保护和利用，名人大V，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要更加妥善处理好商业和公益的关系，担负更多社会责任。
